苏轼当年“高考”，欧阳修是主考官，两个人都有点矫情
今年的高考又快到了，我想起了当年苏轼参加“高考”的逸闻轶事。
大家知道，苏轼是千古有名的学霸，唐宋八大家之一，不但诗文写得好，琴棋书画酒诗茶无一不好。
苏轼18岁结婚，第二年便启程上京赶考，也就是去参加当年的高考。
事有凑巧，那年正巧欧阳修被任命为主考官，那个时代流行的是华丽奢靡的文风，苏轼的父亲苏洵最讨厌，他告诫苏轼、苏辙两个儿子，要他们从小就要坚持文章的质朴性、写实性，我们不得不感叹老苏的高见，这一招还真用上了。
因为苏轼殿试的那一年，正赶上欧阳修发起的古文改革运动，又正巧欧阳修是主试官，评卷的时候，欧阳修一看到那些华而不实的文章就扔到了一边，正烦恼的时候，突然眼前一亮，他看到了一篇题目是《论为政的宽与简》的答卷，不禁拍案叫好。
如今的高考，考生姓名地址要写在密封线里边，苏轼的那个时候比现在还严，考生答完卷子，朝廷害怕评卷老师认识笔迹作弊，就专门派人重新誊抄一遍，字迹千篇一律，看不出来是谁的笔迹。
欧阳修评这篇答卷时不只是赞叹，他还在猜，这是谁写的呢？看文风像是老朋友曾巩写的，对，就是曾巩的文风。
曾巩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跟欧阳修是文友。
欧阳修认定这篇文章出自曾巩之手后，为了避免被别人戳脊梁骨，欧阳大人就忍痛把这篇深度好文判为第二名。
开榜后才知道，欧阳大人张冠李戴了，那篇文章不是曾巩的，是苏轼的，本来苏轼该得个第一名的，这下可好，弄了个第二。
欧阳修点苏轼第二，苏轼便拜他为终身老师，欧阳修也时常把这个事情拿出来说道说道，他说自己很后悔。
两个人是不是都有点矫情？
实际上他俩是在互相抬轿子，你使劲吹我，我使劲捧你，这轿子就越抬越高，通过这件事，人们都说苏轼是个学霸，有才，欧阳修大度，慧眼识才，两个人就美得不要不要的。
欧阳修和苏轼借这个事情，互相吹捧，互相炒作，得到了人们赞扬，这也是人性。
苏轼的“高考作文”怎样获得满分？
苏轼考进士的文章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他的这篇文章写得太好，使主考官欧阳修以为是他的弟子曾巩的文章，欧阳修不敢徇私，给了苏轼第二名。
这是一篇关于刑法与奖赏的策论。文章只有六百多字，但把刑法与奖赏两个方面的宽容与界限分析得淋漓尽致。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论法治的宽容与界限，实在是成熟老练，他不仅仅是在考试，而是在给当世人乃至后世人关于刑法与奖赏的标准做出了界定。
他在文章上指出：天下善行是赏不完的，不能都用爵位俸禄来奖赏，天下的罪恶是罚不完的，不能都用刀锯来制裁，所以赏罚有疑问时，就用仁爱之心来对待，用君子长者的宽厚仁慈对待天下人，使天下人都相继回到忠厚仁义之道上来，这就是赏罚忠厚到了极点。
文章还说：立法贵严，责人贵宽，根据它的褒贬原则来制定赏罚制度，这也是忠厚之至啊！
可赏可不赏时，赏就过于仁慈，可罚可不罚时，罚就超出义法，就流为残忍，所以，仁慈可以超越，义法不可以超越。
文章还说：罪行轻重有可疑时，宁可从轻处置；功劳大小有疑问处，宁可从重奖赏；与其错杀无辜的人，宁可犯执法错误的过失。这也是忠厚之至啊。
这篇文章很发人深省，见解独到，难怪能得第一名，这个见解到现在都有指导意义，意义深远重大。这篇文章本文与译文我就不转载，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查阅。不看不知道，一看定有收获和感动。
北宋嘉佑二年（1057），二十一岁的小青年苏轼参加了礼部的考试，写下了一篇相当漂亮的命题作文––––《刑赏忠厚之至论》，阅卷老师欧阳修被这篇新颖文风的作文所吸引，由此误以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写。
欧阳老师很想点这篇文章为头名，但心中又怀疑文章是曾巩写的，为了避嫌，就将其点为了第二名，至此，苏轼与状元失之交臂，但也因为这片文章受到欧阳永叔的点赞，籍籍无名的他在东京城一时间名声大噪，开始了他传奇文豪的的道路。
苏轼的“高考作文”《刑赏忠厚之至论》之所以得到了近乎于满分的成绩，主要是因为他的文章，十分符合主考官阅卷老师欧阳修的政治思想和文学风格。
首先，苏轼在这片文章中点出：“赏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锯”，这种立论思想恰恰就提下了欧阳永叔所尊崇的孟子的“人性高于政治”的思想精神。
欧阳修生于小官僚家庭，四岁丧父、但其父亲欧阳观清廉仁厚的操守和为人却如同烙印一般，令欧阳修铭记于心，而欧阳修24岁不如官场，其政治思想承载着自古而立的儒学正统仁义、仁政思想、他所奉行的政治理念，即儒家孟子所讲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即人性高于政治。
苏轼应试作文上的政治思想，也同样秉承于儒家孟子这种“仁”的思想，强调人性，而非权力，这一立论基础，是其文章能够得到欧阳修打高分的重要基础。
在科举的过程中，写文章这种事情虽然是由心而发，但在应试的过程中，除了要契合题目以外，同时也需要掌握阅卷老师的政治倾向和思想倾向，正所谓投其所好也。科举的阅卷老师，并不像高考那样，考生们连阅卷老师的名字叫什么都不清楚。往往主持最后一层科举选拔的主考官，朝廷都会公布，而一般主考官都是在士林中十分有名望，而又有作品的大儒。
所以那时候的举子们，想要大概了解考官的政治思想倾向和文学喜好，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当然，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不一定就是“投其所好”的应试作文，其中是有其独立思想的，从苏轼一生的经历来看，他确实跟欧阳修一样，是一个儒家仁政思想的贯彻者，而非一个嗜权如命的政客。
当然，政治思想的契合，并不一定就能得到高分，苏轼真正获得高分的原因，主要还是在于他出类拔萃的文风深得欧阳老师的喜爱。
宋初，辞藻华丽的骈文几乎独霸文坛，成为当时人们猎取功名的敲门砖，被称作“时文”，这种堆砌辞藻的文风，却是欧阳修所不喜的。欧阳老师提倡在诗文革新的基础上，通过科举考试来倡导平实朴素的文风。当时的科举文章，大多是张扬自己掌握的生僻字，典故，格调的骈文，而苏轼的文章却是一篇平实朴素，直抒胸臆的文章，从这一点上他已经胜过一部分人了。
虽然当时苏轼的竞争者中写骈文的很多，却也有一部分人文风朴素，而苏轼的文章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主要原因在于苏轼的文章风格有个很契合欧阳老师的特点，那就是作为诗文革新运动领军人物的欧阳修所提倡的文学理论核心之一的“尚朴重散”。
欧阳修为了使文章真正成为“明道”、“致用”的工具，极力主张文章要注重朴实，崇尚散文体，反对“时文”的浮华、音律、和拉用典故的恶习。简易自然，让人能够读懂弄清楚，言简而意深，这就是欧阳修所推崇的文风。
而苏轼的这片《刑赏忠厚之至论》不仅符合了欧阳老师文风的要求，而且甚至将这种文风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读苏轼的文章，就如同浩浩荡荡的汪洋，他的散文当之无愧地被认作是代表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最高成就，那种行云流水般的自然、活泼而不失大气的苏文特色，无论是谁，都能折服。
说到底，苏轼应试作文的成功，最大的原因，还是源于苏轼自身卓绝的文学功底，他的散文自成一派的同时，却又大气不已，端地读起来舒服，这种文学天赋和造诣，除非是瞎了眼或者昧着良心的阅卷老师，才会给低分吧。
苏仙，这世间也只有这么一个而已。有的人天生就是吃这口饭的，何况是其中的佼佼者苏轼同学呢。
苏轼，字东坡，号东坡居士，北宋豪放派词人的杰出代表。相信我们很多人都读过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对其中那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印象深刻。余秋雨曾说过，如果只能选择一个人代表宋代文化，那就是苏轼。
（苏轼）
1056年，19岁的苏轼，和17岁的弟弟苏辙，跟着47岁得父亲苏洵离开四川，到北宋的首都河南开封参加进士考试。1057年，考试开始，苏云落榜，但两个儿子同时考上进士，轰动京师。其中苏轼的命题作文《刑赏忠厚之至论》，文采飞扬，文风飘逸，思维不拘一格，举例大胆创新，令人爱不释手，赞不绝口。
当时的主考官是欧阳修，可谓文坛大佬和权威，非常非常喜欢这篇文章。但自己的弟子曾巩也参加了这次考试，欧阳修私下揣测这么好的文章，很可能是曾巩写的。如果列为第一名，等结果出来，人家很可能说自己徇私枉法，所以考虑再三，最终确定为第二名。
那么，苏轼的这篇文章，总共四段，总字数不到1000字。那么，他到底好在哪里呢？
1.观点明确
苏轼开门见山，指出:君王在赏罚时，要坚持仁者之心。奖赏时如有存疑，可继续奖励，就算奖错了也没损失。但惩罚时如有一点存疑，就心怀仁者之心，暂时不要处罚，等查清楚了再说。毕竟，人命关天。
2.结构严谨
全文共四段，结构为总-分。
第一段，开门见山，讲述九位君王尧、舜、禹、汤、文、武、成、康、穆如何对待赏罚，从而提出，要心怀慈爱之心，奖赏可以过厚，处罚要谨慎再谨慎，即祥刑。
接下来，分别引用《左传》《尚书》《诗经》的句子，用历史典故、圣人之言作为论据，证明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
3.不拘一格
在第二段中，为了论证观点，苏轼编造了“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的例子。欧阳修问他出处，苏轼回答说，是我编造的，能证明观点就行，何必非得要知道出处。谁说写文章、做事情就一定要处处从古代找依据!
这件事充分体现出了苏轼的豪迈、不拘泥于古代、敢于创新的特点。他的词里，也由内而外散发着这种锐意创新、不拘一格、大气磅礴的气息。后来，大寨村一位支部书记曾说过: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
4.简洁明了
北宋之前的朝代，是五代十国时期，文风浮夸，文章如老婆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北宋刚成立时，也继承了这种文风。很多有识之士，纷纷呼吁写文章要言简意赅，简洁明了。但和我们的高考一样，进士考试太重要了，因此出于安全起见，不求无功，但求无过。
在这种情况下，苏轼敢在这么重要的考试，带头一改旧习，带头写短文，又写的这么好，这是需要极大的勇气，以及文字功底的。
总结语:古代有科举，现在有高考。在1000年前的今天，19岁的苏轼，用一篇精彩绝伦的文章技惊四座，名满京华。他的文章，文笔非常好，但更重要的是贯穿其中的思想以及时代的需要。文如其人，只有拥有杰出的思想，心怀天下，忧国忧民，才能最终写出流传千古，至今为人称诵的不朽名篇!!
高考遇贵人
学霸苏轼当时父子三人一起赴京考试，这个在我们国家刚开始恢复高考时候出现过，后来都很少见了，大家高中毕业最多复习几年便放弃高考了。可是在古代，很多文人把考试当做毕生事业，比如我们学过的《范进中举》中的范进，到50岁才考中，这个在古代很正常，比如道光时期的陆云，103岁还去参加考试，古人一生死磕科举非常常见。
范进中举
他们父子三人首先拜会的是当时京城的大官张方平，此人可以说苏轼一家的贵人，对待苏轼像亲儿子一样。张方平当时看了父亲苏洵的文章，觉得他是“王佐之才”，随后看了苏轼、苏辙文章，惊呼二人必成大器。虽让当时与欧阳修关系并不太好，但是还是为苏门三父子写了一封举荐信，陈述苏门三父子才华，史上罕见。
张方平没有看错人，礼部初试中，苏门三父子果然都考进了十三名以内。等到第二年春天要进行殿试，三苏结识了文坛以及政界的大V，欧阳修。刚好那一年也是欧阳修任主考官，欧阳修对当时文风追求辞藻华丽之风非常厌恶，他告诫苏家三父子，文风一定要质朴写实。
这就要提到苏洵的高瞻远瞩，他一直对当时整个朝廷追求华丽辞藻风气十分反感。而此时欧阳修正发起了古文改革运动，要求摒弃那些只追求辞藻的华丽，反对浮靡雕琢和怪癖晦涩，如果按照旧标准，苏门三父子也就中游水平，可见历史机遇也非常重要。
和唐朝的科举不一样，宋朝的科举要求糊名的，类似于我们现在的密封线。欧阳修有一个门生叫曾巩，文章也特别好，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当时欧阳修看着一篇文章特别像曾巩，为了避嫌，他把这篇深度好文判为第二，谁知结果公布居然是苏轼的文章，苏轼便得了第二名，那年苏轼2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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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先生在嘉佑二年参加高考，靠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赢得主考官欧阳修的青睐。从兵法上说，典型的以正守，以奇胜。首先这篇文章是站在主政者的立场，写给主考官看。思考的出发点是从执政者治国理政出发，不标新立异，是为正；而表达方式是为了吸引主考官看的注意，在于创新，是为奇。
《刑赏忠厚之至论》立意朴实深远，紧紧扣住儒反复家强调的一个‘仁’字，以宏大视角纵观历史，旁征博引，经史并包，论证新颖，逻辑严密。既贴合当时主政者的政策思想，又能勾起主考官的个人遭遇，然而也有讽谏之意暗含于其中。
下面展开说一下。
立意朴实深远，开头视角宏大先声夺人，写仁，不见仁字。
仁，本来就是儒家的核心思想之一，历代贤达之士阐述‘仁’的书籍文章不胜枚举，宋代文人从识字开始就接受关于‘仁’的理念，可以说至为朴实。‘仁’这一理念，始终未明主所坚守，千年的理论探索、实践检验，从未停止，又至为深远。
想写人人都熟悉的仁，实在又难写。所谓画鬼容易，画犬马难。第一篇作者纵观圣王、三代，直至周穆王，寥寥数语，提炼了四千年治理之精华。强调的一个思想就是以仁为体，赏罚为用。赏非为赏而赏，以扬善为宗旨，罚非为罚而罚，以改而从善为宗旨。整个段落明明写的就是个仁，但是不见一个仁字。最后，突然打住，明明没有写周朝穆王之后失‘仁’德，王权逐渐衰落，至于春秋战国纷乱。哪个又不去想呢？
引经据史，严丝合缝，借圣人立权威
引用《尚书》，《诗经》，《春秋》众多经典，一步步用具体事例，或举世皆知的公理展开说明。
第二段，作者引用具体事例，写赏与罚都本于仁，在执行是有区别的，有善便赏，疑罪从无。这一段，作者师法了庄子的写作技巧。庄子曾经为了表达‘自然而治’的思想让不同年代的孔子和盗跖展开对话。借盗跖之口，诘难儒家崇尚的主动干预社会的思想。东坡先生则通过描写主管刑罚的行政主官与掌握大局的圣王对‘疑罪’的不同态度，带出‘疑罪从无’这一理念。人所未知的事，然而又像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一样，因为其中的道理是很清晰的，也符合历史上人物的职位和思想。
第三段，解答一个疑惑。有善便赏，属于过，疑罪从无，属于不及。俗话说的好，过犹不及。然而东坡先生，分别论证赏罚的过与不及的后果，并开始引出‘仁’为本的思想。得出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的结论。
最后，应用《诗经》和《春秋》又进一步确定，仁为本，赏罚为用。法宜严，减少法本身的矛盾或覆盖原来缺漏的部分。责人宜宽，不乱用现有法律扣帽子，疑罪从无。
文章主题符合时代潮流，引起主考官共鸣。也影射一部分问题
苏轼科考的年代，那是宋仁宗当政。看谥号，就可以看出，当时的主政的思想就是一个仁字。同时，当时欧阳修等忠义之士位列朝堂，也支持‘宽简’的爱民之政，相对来说，政风不坏。东坡先生的文章是符合时代的主旋律的。
然而，宋朝还是封建王朝之一，从来不缺奸臣，从来不少冤案。欧阳修本人，跟随范仲淹进行变革，从而引来政治打击，仕途坎坷，就曾经遭遇过数次不白之冤。最后，终于受到赏识，开始施展才华。
本此科考，欧阳修选拔的俊杰实数有史以来人才最为鼎盛的一次，号称千年科甲第一榜。唐宋八大家，包括三个苏轼、苏辙、曾巩，还有一批宰相之才如吕惠卿和思想家张载，理学家祖师爷级别的二程——程颢、程颐。可见欧阳修的政治抱负，就是想发现天下英才，不让他们埋没，这也是‘仁’的一种表现。
然而，欧阳修是文人士大夫，整个宋代，文人士大夫一直压制武将。鼎鼎有名的狄青，令西夏人闻风丧胆的大将，后升任枢密使。欧阳修等人屡次上书建议限制狄青，最后将狄青降级。狄青因无罪被贬，郁郁不得志，很快死去。而此时，西夏、契丹正在崛起之中。
看见，虽然有苏轼的文章，欧阳修也非常赞同，但是毕竟是帝王时代，是以维护皇帝的江山稳定为一重大目标，本身就与‘仁’有内生的矛盾。执行起来，就是是贤明时代，也要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