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其他史书公正。
谢邀，《史记》是一部通史，上自五帝，下至汉武帝，囊括了近三千年的中国历史，而这三千年中，由于文字和记载工具的简陋，以及战乱频繁的破坏，加上作者的视角与立场影响，在史实的把握和材料的取舍上，会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总的讲，《史记》仍不失一部伟大的作品，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是那个时代这个星球上最客观公正的史学巨著。有些人拿考古发现中的断竹残简，只言片语，想借此否定《史记》的客观公正，只能是以管窥豹，蚍蜉撼树。因为更多的考古材料和学者考证，证实史记在历史脉络把握上的清晰和学术见解上的严谨，可恶的是有些人对此却有意忽视，在只言片语上津津乐道。我就奇了怪了，当我们民族为复兴而殚精竭虑之际，对中国文化的各种黑，却乐此不疲，让我不禁想到两句诗，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域必成灾。
曾国藩曾琳说过，史书若是有一半是真的，那了不得了。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自然科学的东西太有理论，实验数据摆在那，而且绝大部分人都是可以验真的，即便如此，还会有马克吐温曾经说过，科学总是从正确走向错误。
那就更不要说这种不以数据和实验为基础的社会学科了，“文无第一，武无第二。”
读历史是为了从中发现在那种特定的背景下所呈现出来的思潮思维和思想，还有不时的会呈现一些趣味性的东西，对开阔人的眼界和判断事物是很有帮助的。
中国流传正史相对世界其他历史算公正的了。不公正历史有几种：1、写史的学问不够，搞不清状况；2、写史的文化底蕴不足，看不懂历史文物文献；3、文化底子就歪的，根本潜意识就偏见；4、人为加入偏见底色；5、改编历史，牵强附会，无中生有，协私污蔑的；6、攀附权贵，描绘离奇和祥瑞的。
不信，就想一想自己昨天经过的事，把自己的记忆说给别人，看看别人是不是看到一样。如果昨天你亲耳所闻，亲眼所见都不一定真，那历史是什么鬼呢？
你能确定昨天你到底是如何考虑问题的吗？那些是情绪、那些是理性？你收拾长辈遗物时，是不是每个东西的用途、意义你都清楚？
如果你的至亲和自己都搞不清，史书又怎么可能真呢？
中国史学讲“以史为鉴”，甚至史书名就叫资治通鉴。用历史讲道理，比追求历史真实性有意义得多。
那么为什么西方史学，非要求“真”呢？难道他们不懂历史真实是不太靠谱的事吗？
西方史学分两种：1是考古，说得不好听点就是打着学问名义的偷坟掘墓。史学不讲“真”，这掘坟的合法性还真没有；2是编造祖先的，既然嘴上想把祖宗说真了，必须可以证明真的，不证明哪里来的不可辩驳的“真”呢？所以历史的“真”一定是存在的，也一定可以证明的，而古希腊、黑暗千年后的复兴也就会必然证明是真的了，不需要文字史和官方史就可以的证明。不是吗？
绝对的客观是不可能的，有很多的口述都被记录了进来，而且其他的史料未必不是有杜撰的成分在内。但是不能否认这部著作的伟大，让我们可以了解到千年之前的一些人，一些事，哪怕不真实，不客观，但是可能都真实的存在过。
不可能全部公正就像夸大粉饰李广而贬低卫青霍去病
公正，但是也不公正！
1.以司马迁的为人来看，他绝对是抱着公平公正的初衷来写《史记》的。李陵兵败投降匈奴，当朝没有人敢为李陵辩驳，都一致附和汉武帝的判断，李陵是叛徒，窝囊废，汉人中的败类。但是司马迁熟悉李陵，只有他一人站住来替李陵说话，不惜受到满朝文武的责骂，还有汉武帝的责罚。为了朋友，为了公义，他遭受了宫刑，生不如死！
2.但是为什么说也不公正呢？首先司马迁毕竟是一家之言，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见世面和社交圈也是有限的，所以搜集的信息也是有限的，所以难免主观和不全面。其次，陈宝国版的《汉武大帝》中有一个镜头我印象非常深刻。汉武帝浏览了《史记》之后，大发雷霆，认为司马迁有些地方，记叙的不够客观不够准确。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的视角和格局是不一样的。同样一件事情，你觉得损害了你自己的利益，可是当权者认为是为国家为社会为所有百姓做的，这样双方的观点就会冲突和相左。
综上所述，《史记》的记载，既客观公众，又主观偏颇，毕竟历史永远没有真相，胜者王侯败者贼！
《史记》虽然并非100％符合历史。也非100％客观公正。
秦始皇焚书坑儒，致使上古史料和六国史书缺失。
《史记》中的上古史料源自历史传说和残存的28篇《尚书》。
六国史书虽然被禁毁。但其历史故事却通过口耳相传。大致流传了下来。
通过口耳相传的故事有两大缺陷：一是不够详尽。二是年代错乱严重。
故《史记》中，六国历史年代错乱严重。这不能怪司马迁。只能怪罪焚书坑儒，毁灭华夏文明的秦始皇。
7分真3分假
整体而言，《史记》较为客观公正。当然，其记载人物、事件时间跨度很大，掌握史料的真实性不一而足。譬如，远至黄帝时代的，只能依赖传说、遗迹，而近至秦汉则有较为翔实的史料。此外，作者的出身、经历、阅历及三观对其选择史料、运用史料，撰写史书影响很大。司马迁博览群书，遍访古迹，广集史料，甄别考证，最后酣畅行文，终成皇皇巨著，造福华夏两千年。
这事得比较着看，不看同行，是没法得出客观公正的结论的。那么，比较一下《史记》跟任何一个其它文明体系的任何一部史书，在客观公正上，《史记》若称第二，那就只有无耻之书才敢称第一。
别扯什么作者有立场，客观公正要求的就是作者的立场，而非要求作者没立场。一个自主意志不可能没有立场，要求他没立场或者不表达立场，本身就是不客观。作者的立场本身就是史书的一部分，也是史书的价值的一部分，他的视角、立场、原则，正是史料解析的最有价值的素材。
没有人有资格要求别人没有立场，这要求本身就是立场。
要论史，别的文明在华夏面前还是别现眼了。《正气歌》头两句就是史官。华夏对“历史”的理解，远不是那什么“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之类的狂妄认知所能触及的。
——无陈词滥调，无不知所云，无酸腐鸡汤，无缤纷喧嚣，唯有一点赤诚真意，一点犀利深刻；君若有得，乞轻落玉指点赞、高抬贵手转发；若有相左之真知灼见，请评论中不吝赐教。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我是不能同意的：历史是人记录的，每个人都有倾向性，所以《史记》也不例外。
为什么不同意呢？这得从孔子说起，孔子给做了不好的的示范。
都知道孔子所作《春秋》，弟子左丘明作注。
孔子作为几千年来公认的圣人，他的学识是不容置疑的的，《春秋》无论从文学性、思想性都是伟大的作品，由于处在春秋割据，除了鲁国国君以外，其它国家不可能会影响孔子。就是鲁国国君在之前也没有体会历史记录的威力，所以孔子几乎是在无干扰的情况下完成了这部著作，但这恰恰导致孔子给后来的历史著作带来了危害。
孔子作春秋时因为少有干扰，保证他能客观记录历史事件，而孔子的恢复周礼的理想，使他在记述史实时，对于那些有违周礼、败坏纲常的事情一定不惜笔墨，把那些道德败坏、篡位弑君之徒牢牢钉在耻辱柱上。
正因为这样，后代的统治者都会千方百计的干扰修史，美化自己、丑化对手。估计孔老圣人也没想到自己的如实记录会引起后代统治者的警惕，从而几乎所有的后世历史在修史时受到干扰。
司马迁作《史记》时就受到巨大压力，大家都知道的他因此受宫刑之辱，他内心对项羽有拔高之意，但又在刘氏统治的天下，所以《史记》里出现很多埋伏，比如吕氏与审食其私通的记述就是用了声东击西的方法，没有写在吕后的传记中，而是记述在别人的传记中。
司马迁时代的手段原始，对自己生存年代之前的事情查证有限，被秦始皇焚书后幸存的文献不多，所以《史记》在文学方面大于历史方面，不能算是客观公正。
历史的假设
夜将近了，正在整理史料的司马迁吩咐奴婢点燃面前的油灯，他下意识的抬头看了一眼眼前这个青涩女子，挺漂亮的。
“叫什么？多大了？”
“奴婢叫紫兰，今年一十有七了。”
“十七了！”
“嗯！有中意的人吗？”
“老爷，没…没有！”
“嗯，我就问问，别紧张。”
“老爷，没事奴婢就退下了。”
紫兰退下后，司马迁也放下了笔。陷入沉思。
他司马迁不是什么好色之人，但那场腌刑夺取了他的权力，做父亲的权力。他此时再次怨恨起那个帝王，那个夺取他权力的帝王。
……
许久后，他在此拿起笔去写作。
卷七，秦始皇本纪写完了。
历史也开始到我大汉了吧！
司马迁在竹简上写到卷八，高帝本纪。
不，还有一个人，秦汉间还有一个人，那个命运和我相像的人，楚霸王项羽。
刮去那高帝两个大字，司马迁改成了项羽。
“来人！”
“老爷！小的在！”
“帮我收集楚霸王的材料。”
“老爷，你不是在写什么帝王本纪吗？难道这么快写到那些什么世家，列传了？”
“哪来那么多废话，叫你去就快去。”司马迁皱眉道。
小斯连忙向后退，哆哆嗦嗦道：“是！是！是！小的…小的这就去办。”
小斯一边出门，一边嘀咕：“老爷怎么了，怎么写项羽，连性格都和他如此相像了？”
江东地区，黄昏时分。
司马迁跋山涉水前往调查。
几个老伯在河边收拾捕鱼的网具，司马迁和小斯前往询问。
“打扰了，各位老先生，在下询问些事情。”
“没事，你问吧！”
“你们认为项羽何如？”
“霸王，真英雄，不是那个什么刘三可以比拟的。”
“放肆，高祖也是你们这些人能侮辱的，感念反贼可是谋反，小心那你们送官。”小斯道。
“住口！老先生你们接着说。”
“哈哈哈！官府不会管我们这些老东西的。”
“不过，现在我们的生活比以前强多了，起码可以生活的随性，不用饿死了。哈哈哈！”
“如实记录”司马迁对小斯道。
“我们告辞，多谢了！”司马迁拱手说到。
……
数月后，项羽本纪完工，司马迁强撑着他那多病的欣赏着眼前的著作，他流出了欣慰的微笑，他如同一件艺术，不，这就是艺术。
小结
如同鲁迅先生所言，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只要是书，就有作者的主观性，即使圣人写书也是这样，个人的观点总会有意无意渗透进其作品中。
但司马迁是依然伟大的，史记依然是伟大的，史记的个人主观性是存在的，但他的史料价值依旧无价。
这个问题的提出，就是伪命题。历史作品的评价，不存在“公正与否”。对史作的衡量在于“是否信史”。至于什么叫公正，恐怕各朝各代乃至各人，都有自己的标准。不是还有人为秦桧鸣冤叫屈吗？这和笔者永远谈不到一起！
谢谢邀请。
《史记》成书两千多年以来，其公正性和可信度鲜有质疑。司马迁秉持“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的精神，对华夏文明三千余年的传承脉络，极尽可能地进行了详细梳理甄别和系统性总结。限于当时的文史资料和正朔观念，记载难免有舛误，但也是美玉微瑕，无伤大雅。
《史记》的客观公正性体现在摒弃了世俗“成王败寇″的浊法，恰当地定位历史人物，不虚美，不抹杀。如在《本纪——项羽》的赞文中说“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羽亦重瞳子，羽是其苗裔耶″。这段平常的行文，背景却不寻常。项(旧读hang)羽死后，刘邦深恶(音wu)其为人，官方文件中称“项藉，意在磨灭深入人心的“项羽″一名。并把与他交好的项伯族属改姓刘。重瞳子，原指人眼睛中的翳斑，因为舜父瞽(双目全盲)母明，舜目重瞳子再正常不过，后世认为重瞳子是一只眼睛里有双瞳仁，遂成帝王圣格，其实该笑。这和清晨日食复明叫“再旦″同理。拿项羽比大舜，足见司马迁的胆识。
《世家》中记述田太公为了做大自己“广开后宫，听任门客出入不禁，实在有悖风化。
《列传》第一专述伯夷叔齐的事迹，虽然极简短，但透露出的信息量异常丰富。质疑武王伐纣的合理性，并对武王的“孝忠″进行了曲折地批判，意在塑造独立人格。
至于刺客、滑稽、商贸、卜巫之类，也是社会的各个阶层，关注这些群体，为后人呈现了波澜壮阔的社会全景，反对阉割人格，反对奴化。
由于《史记》“藏于名山，副在京师，稍后便遭到删改，今天我们看到的已非原貌，有些事情不应该算在太史公的名下。
《史记》是现代人研究中国前三千年的历史的重要凭证，关于国家法度，历代君王的继承都有详细的描述。总的来说，对于客观事实，如国家法制，战争等有参考资料的记载是很客观公正的。
但对于重要人物的记载就有太史公式的个人色彩了。《史记》最高统治者传记为“本纪”，如《项羽本纪》《汉高祖本纪》等等。诸侯国统治者传记为“世家”，如《楚世家第十》《留侯世家》等等。
除皇室统治者之外的人物事迹统称“列传”，如《淮阴侯列传》《魏公子列传》《春申君列传》等。这三类人物描写占了《史记》的很大一部分篇幅，里面除了历史资料的参考，还有太史公游历时的民间传说收集。
所以，《史记》的记载虽然较浓厚的个人色彩，没有那么的客观公正但读起来是非常有趣味性的。我觉得史书的编纂者对于读者是有区分的，像《史记》就适合大多数人阅读，而《资治通鉴》则更适合帝王阅读。
历史无真相，更多的历史记录者倾向把它编纂成统治者乐于看到的样子。
图片来自网络侵权必删。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位史官，在著述一部史书时，能做到绝对客观公正，都会渗杂一些著作者的倾向在里面。《史记》作为一部兼具史学性和文学性的伟大著作，司马迁利用白描手法，将大量详实的史料编撰成册时，或多或少，都会将自己的观点带入，这是执笔者的权柄。但是，司马迁并未滥用这种权柄。
他出身史学世家，子承父志，立志要做一名“秉笔实录”的史官。他不阿谀不奉承，不畏权贵，直笔而书。在记录史实时，无论是当朝皇帝刘彻，还是他的祖先开国皇帝刘邦，亦或是被贯以“投敌判国”的李陵，他都敢据实而录。他也因此，遭受过一个男人最不能承受的“奇耻大辱”，但他都咬牙坚持下来了，靠着坚强的意志和严谨的治学态度，最终完成了《史记》。我相信，这样一个秉正不阿的人，在他著述《史记》时，一定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尽量做到客观公正了。
作为历史学出身的人，我只能告诉你，历史是永远找不到真相的，所有的史书史料都不是真的历史，区别只是有的接近真相，有的歪曲真相罢了。
即使是司马迁本人，也从不认为他的记录就是客观真实的，他只是尽其所能地搜集资料，得到自己认为相对真实的东西，记录下来而已嘛。
《史记》记载上至黄帝，下至汉武帝。真正记载本朝的部分，也不过是很少的篇幅。而汉以前的部分，司马迁也得参考前人的记载，如《左传》、《国语》等，更早以前的，他就只能参考一些民间传说了。所以你说这靠谱吗？可信吗？
当然不靠谱不可信，但我们仍然认为，它是相对最接近真相的史料。历史学中的原则就是，越早的史料，相对价值越大。
与别的学科不一样，历史学是一个不允许有创造的学科，后人不能创造什么，只能根据前人的基础去记载，或者发现未知的记录去补充，凡是自己创造的东西，都是不可信的。厚古薄今在历史学中是对的。
司马迁作为较早整理记录中国历史的大史学家，他的记载，当然要比后世记载更加有可信度，更加接近历史真相。在研究秦汉时期的史料中，史记自然是最有参考价值的。至于涉及到更早的先秦时期，则那些比史记更早的先秦著作，就会更有参考性。
历史学发展到今天，完全依赖于史料记载的研究，早就落后了。目前的历史学，充分与生物学、考古学结合在一起，通过科学技术，往往能够得出更为可靠，并且完全颠覆历史记载的结论。
这种研究是历史学先进的发展方向，相信在未来会令我们更加接近真实的历史。
岭南人文历史为您作答。
我认为《史记》记载已经做到了最大程度的客观公正。
史官态度很重要。
司马迁祖上历代都是史官，秉承了历代史官的不畏权贵，一是一、二是二的“实录”精神，他之所以遭受宫刑，也是因为他的著作对汉武帝有负面描写，汉武帝早就看他不顺眼了，刚好他的好朋友李陵出事，在朝廷上为李陵仗义执言，彻底触怒汉武帝。所以从司马迁倔强的个性来看，他不大可能去有意的美化谁、抹黑谁，这不符合他的个性。
史料丰富真实
其次，《史记》成书于汉武帝时代，离先秦时代时间接近，较容易获取真实客观的资料。他遍览群书，博闻强记，又广交朋友，获取多方信息。不仅如此，他没有满足于在书房里埋头骨干，为了掌握尽可能多的史料和史实，他遍访名山大川，实地访问历史人物的后人，乡亲，得到了很多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为他撰写提供了客观真实的素材。
客观公正性为后世认可
《史记》问世以后二千年来，从来没有哪位大咖能拿出其歪曲历史的证据。不仅如此，《史记》高度实录也得到了同时代及后代史学家的一致认可，她的客观公正、不偏不倚的的白描写法，为后世写史树立了一个标杆。扬雄在《法言》一书中写道：
“太史迁，曰实录”。“子长多爱，爱奇也。班固在赞《史记》说：
“自刘向、杨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状况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鲁迅也评价《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不存在绝对的客观
不过总有人爱钻牛角尖，说《史记》人物传记里有很多细节描写不真实，比如张良与那个教给他兵书的神秘老人之间的对话，那些细节旁人哪会知道。我想说的是，这些细节描写，只是作者希望增加历史的趣味性，历史不再干巴巴的，是调料也是创举，并不会改变历史事实。
又有人说，司马迁吹捧项羽，不够公正。可是我想说，史官也是人，有思想有灵魂，是人都有局限性，不可避免带有自己的价值观，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绝对客观公正是不存在的。即使让现代的机器人来写历史，那他的客观公正性也必然受编程的程序员的价值观的影响，这是不可避免的。
综上所述，《史记》历史史料大多是可靠的，司马迁的立场也是客观公正的。但受限于人的价值观的影响，也有主观成分，但并不影响作品的伟大。
感谢邀请。
《史记》的记载客观公正吗？我觉得，这既是个问题又不是问题。
先说不是问题吧，从《史记》经由司马迁的外孙儿杨恽传于外人，虽然曾被班固班彪等人责难，特别是朝廷的删削，最甚时只剩下五分之一，十万字。但很快就受到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欢迎，靠手抄传播。历朝历代，研究者众，注解补充者众。鲁迅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已经说得极其到位——2000多年的历史，已经为《史记》做出了最准确的评价——如果这部著作没做到客观公正，大概不会如此得到众多的人如此高的评价——应该相信历代无数学者中绝大多数人的正直和智商。
其次，这也可以算是一个问题。牛顿很牛，发现了宇宙间的三大定律。可不可以怀疑？可以。如果不是爱因斯坦对牛顿将信将疑，也就不会有相对论的产生。当然，自然科学问题和史学问题，不好绝对类比。但道理是一样的。就是说，现代人仍然可以考察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以及他写出来的《史记》，是不是客观公正。咱们就按照《史记》的客观公正是个问题来进一步讨论。其实，说到底，《史记》是否客观公正，无非是两件事——首先，司马迁写《史记》的出发点是否客观公正；其次，他写出来的作品《史记》在内容上是否客观公正。
先看第一件事。
司马迁为何写《史记》？
第一，他不是奉旨而作；第二，他不是为邀功请赏而作；第三，他不是图名留青史而作。
司马迁写《史记》，不是因为汉武帝交给了他这个任务，必须写，不得不写，不写不行。而是他出于家传传统，是缘于身为史官的一种责任。
司马迁说，自己的远祖，曾是帝颛顼手下的史官重黎氏，而且世代延续；到了周初，家中有人当了司马，赐以为姓，然后仍然世为史官；父亲司马谈，为汉初著名的“五大夫”之一，是汉武帝朝得史官太史令。
正因为这样的家族传统和家学渊源，使司马迁从小立志要承传继统，写一部旷世史学之作。
就是说，从《史记》创作的出发点来说，司马迁不存在“不客观公正”的主观动机。
在司马迁动笔写《史记》五年的时候之后，发生了他被汉武帝处“投蚕室、受宫刑”的事件，这会不会使他写《史记》的初衷有所改变？司马迁在完成《史记》之后的《报任安书》中说——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或重或轻，要看自己如何决定和行动。
又说——
“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作《史记》的初衷丝毫未变。
还说——
“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绝不将《史记》献于殿前，邀以功赏，只为留给后世的智者。
对有如此理想和骨气的史家和文人，谁好意思拍一拍脑袋就怀疑其作品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呢？
这一点，非常关键。（司马迁外孙儿杨恽）
再看第二件事。
司马迁写《史记》，秉承是一种什么样的创作态度呢？
首先，他穷经皓首、博览群书，广积素材，《史记》里，引用了先秦古籍有一百多种，其中，《六经》及传解二十余种，诸子百家五十余种，历史地理书籍二十余种，文学艺术书籍十余种。有许多，虽未引用，但也作为旁证。
其次，他是中国田野考古的第一人，为印证一些实事，实地考察，前后去过许多偏远之处，中国的东南西北跑了相当大的范围，相当于现在的十几个省。
再次，他选材慎之又慎，觉得把握不大的，绝不采用。比如《山海经》，司马迁一定认真读过和思考过，他说，此书里面的内容过于荒诞，他不敢采用。
如此严谨细致认真的治史和写作态度，如果说司马迁就是为了写出一部“不客观公正”的史籍，有人会觉得符合逻辑么？《史记》流传至今，当为民族幸事，国之幸事。130篇，52万多字，成书于2000年前，向前记载3000年；纪、表、书、世、传，竭力描绘全貌，有哪部中国史书能比？
我写过一个问答，对比了与司马迁几乎同时的世界上的所有史学家及其著作，其实主要是古希腊和罗马的，他们也很伟大，但充其量，写的是断代史、小国史、战争史，时间跨度最长的三四百年。
就史实的完满充实、人物的详细生动、视角的宽阔深刻、体例的全面合理，皆都不可同日而语。
《史记》的史学性和文学性，都是同时代以致以后不可跨越的巅峰。
《史记》有没有憾失？肯定有。比如，他对商王系的记述，明明他知道应该有王亥，但故意遗漏了。这件事上，他中了孔子的“毒”。但是，甲骨文的发现，证明了司马迁对于商代的描述，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准确的。由此推断，他对夏代的记述，是否也会是这样的情况呢？
说心里话，对于网络上一些帖子，看题目我就十分反感。比如，“司马迁骗了我们两千年”。司马迁知道你是谁呀，骗你干嘛？再说得不好听一点，值得骗么？还有，“什么什么发现，证明《史记》全都错了”，就说《竹书纪年》吧，和《史记》记载不一样，怎么就能断定一定是司马迁错了而不是纪年错了呢？即便一件事、一个细节司马迁说的不对，怎么就能说《史记》全错了呢？
我认为，这样的风气很不好。连《史记》都没认真看过，道听途说一知半解，就大呼小叫，太没风度。别忘了，专业学者永远是少数。打酱油，也该有打酱油的规矩。
这个话可能说重了。对于《史记》，还是好好读读原著，再听听专业学者们怎么说才好。
最后要说一句，《史记》原名《太史公书》。自《隋书》改为《史记》。其《经籍志》中首列“史部”，以《史记》为首，并首次使用《史记》一名。此后，遂成定名。现存版本中，南宋黄善夫家塾刻本，被公认为是最好的善本。现在印行的《史记》基本参考此本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