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而言之，这是农村的传统声音习惯进入都市生活之后带来的问题。
鲁迅在《社戏》一篇谈了自己在北京的戏院听“中国戏”的不美好回忆，总之是“冬冬喤喤之灾”，然后转述一本“忘记了书名和著者”的“日本书”来说“中国戏是大敲，大叫，大跳，使看客头昏脑眩，很不适于剧场，但若在野外散漫的所在，远远的看起来，也自有他的风致。”对鲁迅及其那本“日本书”来说，在剧场里演出的“中国戏”是不好的，野外的“社戏”才好。这启发我们进一步去推理。
在野地演“社戏”无论怎样喧闹也不过分，因为只有通过喧闹才会有人气。也就是说在乡土中国，喧闹是征服寂静的手段。直今一些农家办红白喜事还会把大喇叭架在房顶，各种锣鼓、唢呐、曲艺、二人转，连放三五日，声场笼罩下形成的是四邻集体热闹的公共活动场。若是村中同时有两户以上操办，音响的竞放又有一种场域争夺的味道。再比如春节鞭炮大作的声响仪式是对冬闲寂静的听觉对抗。在乡土中国，不仅听觉的“文化人类学”模式是如此，各种感官皆然，比如春节盛宴是对常年食物单调匮乏的味觉对抗，元宵花灯是对常年照明匮乏的视觉对抗。
这样的感官文化传统模式，一旦遭遇城市化和现代化转型，就会造成问题。伴随着都市化的进程和电磁、电子视听技术的普及，一方面人们的日常感官享乐变得越来越唾手可得，另一方面个体生活空间又变得过于拥挤乃至喧嚣。此时乡土中国的文化行为模式因为失去了乡土空间而不得不“搬家”到了现代空间之中，就造成了很多复杂情况。在当下广场舞、广场秧歌听觉冲突的背后，其实就如同是“社戏”搬进城所造成的问题。街舞反对者和参与者在文化观念上处于城市化、现代化转型时间轴线上的不同历史时间点，却被并置在“共时”的同一个空间里面。用现在的网络流行语来说就叫“穿越”。
鲁迅作为民国时期的一名现代知识分子在前现代的戏院里面所遭遇的“穿越”，今天继续在现代化转型的我国文化空间里面上演，甚至在我所居住的单元楼里也是如此。楼里有位爱在晚饭后吹唢呐的住户多年来没有吹奏过一支完整的《一枝花》或《十五的月亮》，总是随性所至，一曲未完就吹下一曲，该错的音一定要错够。从听觉角度来说，我认为他是用这种方式来占有其栖居的文化空间而已，类似于把都市空间里面难得的私人化寂静，当成了乡土中国过去那种亟待征服的寂静，必须要热闹起来才觉得自在。倘若鲁迅先生复活，一定会觉得今天的“冬冬喤喤之灾”远超昔日。他想象不到现在连电梯里面都安装了廉价液晶显示广告屏，昼夜有图像搔首弄姿，有广告词日夜嘈杂。
想当年在中国宫廷里，都是非常安静的，没有人敢大声喧哗。那时候大声说话惊扰了主子是要砍头的。唯一可以大声喧哗的就是皇帝，皇帝要是不在娘娘也可以。
看到了吗？大声喧哗在中国人的传统里是上等人的特权，是“高贵”的象征。规矩那是给下等人定的，不守规矩、侵害别人，那是一种特权，是“有面子”的事，而不是丢人的事。
这就有点像狗。我们知道，狗的尾巴是翘起来的，狼的尾巴是夹着的；狗撒尿是抬起后腿，狼是后腿向两边分的。你观察一下狼群就会发现，一群狼里面会有一只和狗的行为是一致的，那就是头狼。狗所做的动作是头狼的特权，它自己心里在暗示自己是高贵的头狼。
中国人的很多行为，都是出于同样的模式。
一种是没素质，所以讲话也就没有顾及；一种是哗众取宠，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有多大能耐；一种是周围环境混乱，不大声对方听不到；一种是受到惊吓，无意识、不自觉地声音大了起来；一种是意外惊喜，情不自禁的大声等等。总之，声音大小，归根结底还是素质和修养的问题，唯教育不易改之，所以教育、甚至是强制教育，是改变这种状况的根本手段！
个人素养很重要和家庭教育也很重要。一般一些家长说话大大咧咧的，心直口快，完全不顾公众场合，唯独只顾自己开心就好，不站在别人的角度去考虑。只管我行我素。从而直接影响自己家里的孩子，看到父母这样小朋友有模学样。导致小朋友也在公众场合大声吵闹